1999,科罗拉多,加利福尼亚

布哈瓦·拉姆在南美报道反毒斗争

我的后背受伤了。在一次热带风暴中，我用板条封住窗户的时候，从窗口摔下来，第五节椎骨断裂了。手术失败，医生告知我落下永久性残疾。
 

我不能坐起来吃饭，不能甩开手杖走路。但折磨我的并不是疼痛。我被查出第四阶段的咽喉癌，似乎是因为在为NBC报道海湾战争的时候，遭受了贫铀辐射。这就像在我头脑的最深处，安置了IED（自制爆炸装置，当年伊拉克道路上到处都是）。当我压力过大时，它们就会爆炸：
 

当我因为手术不成功，向医生们吼叫时；当朋友们安慰我，或者我感觉被批评，我向他们说难听的话时；当我想到正在蹒跚学步的儿子摩根，他要失去父亲的庇护时，又会陷入极度的恐慌……
 

在我50岁生日那一天，很多亲友来为我庆祝。我几乎不能讲话，能讲出来的话也很刺耳。我不好意思用声音放大器，让别人听到我类似《星球大战》中达斯·维达那样的声音。
 

聚 会中午一点开始，下午两点的时候，我卧在后院的便携式躺椅上，喝着黑啤酒——它能缓解咽喉的疼痛。“你应该去练练瑜伽。”摩根妈妈的一个远房表兄弟跪在躺 椅旁边，这样对我说。我们是头一次见面，他看起来二十出头，说自己是一个瑜伽老师。与我截然相反，他看起来瘦削、健壮而灵活。

 

“哦当然，”我笑了一下，发出了像是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，“我几乎不能走路，而且一直是全世界肢体最僵硬的人。还有，我体重有一吨，脊椎也受伤了。没可能的，但是谢谢你啦。”

“好啊，也许等哪一天，你准备好的时候吧。”他没有一点强迫的意思，温和地笑了笑。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，他比其他人显得更安详平静。我说了声“抱歉”，艰难地从躺椅上坐起，扶着手杖站起来，去厨房开了另一瓶黑啤酒。

聚会结束后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自己曾经是如何地精力充沛，对比眼下的样子。摩根的妈妈睡在另一个房间，不想看到我醉醺醺的样子。在沮丧中，我进一步想到：朋友们今天不论远近都来我家，主要目的并不是给我庆祝50岁生日，而是跟我告别啊！

1999 年科罗拉多的年度圣诞节游行，我很早就去到最中意的观看地点，打开了黑啤酒。摩根从童车里爬出来，坐到我的大腿上。在游行结尾的高潮部分，他兴奋地勾住我 的脖子，紧紧地搂着，说：“等明年，爸爸，我们也参加游行吧，好吗？”我也抱住他，轻声对他说：“好的宝贝，我们会去的。”

在平常的日子，我每天平躺在房子外面，摩根就在我身体的支架上面玩耍。他越来越明白，自己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不同——别人的爸爸不需要老是躺卧着，走路不需要拐杖，身体上没有支架；别人的爸爸可以正常说话、唱摇篮曲，可以把孩子扛在肩上，可以带孩子去踢球……

在下面事情发生的几天之前，摩根刚刚过了两岁生日。肿瘤科医生告诉我，我不可能活到儿子的三岁生日了。

摩根凝视着我的眼睛。他轻轻颤抖着，然后就像在许一个自己知道无法实现的愿望，对我轻声说：“站起来，爸爸。”这句话把我体内的什么东西砸开了。

我感觉血流在加速，这效果不像来自那些让我易怒、恐惧和沮丧的药物，而是甜美的花蜜。一瞬之间，感觉好极了。此时我发现，我对这个小孩的爱，还有他对我的爱，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

“你去好好玩吧，宝贝，”我把他拉过来，亲了一下说，“现在爸爸还站不起来。”